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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分分快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09:09:4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激活收容教养制度,还是社会矫治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海仪也强调了数据基础的重要性,她认为,首先要有数据基础,来判断涉罪的未成年人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,而不是因为个案做决定。“法律是有滞后性的,法律的制定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,首先必须要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,提供科学而客观的依据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置有金属片的特殊滴管(富士电视台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,在摇摆,然后再论证,“最后论证来论证去,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,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,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,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, 但是是理智的、可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技术通过泪水进行检测(富士电视台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表示,调研过程中发现,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,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,“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。这些孩子很年轻,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?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?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3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每当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,就会引发“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?”的讨论。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。有代表赞同,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,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就持这一观点。但也有代表反对,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和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就都认为,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表示,刑法作为公法、民法作为私法,二者确有不同,但是,主张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适当调低刑责年龄,并不涉及公法与私法的关系,并不是要将刑责年龄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调到同一个标椎,而是在刑法现行的刑责年龄基础上适度下调,避免未满14周岁的低龄暴力犯罪“一放了之”。